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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中國共產黨對中國革命道路的初步探索

　　開欄的話

　　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進行革命、建設和改革的歷史進程中，一些外國的新聞記者、專家、學者等來到中國，親眼目睹和親身經歷了特定時期的中國革命和建設實踐，撰寫出一批有影響的關于中國共產黨歷史的著作。學習時報開辟專欄“從外國人著作看中共黨史”，陸續刊發相關文章。

　　蘇聯顧問A·B·勃拉戈達托夫在中國大革命期間曾在中國待了兩年多，自1925年4月從莫斯科來到中國，至1927年7月離開。他在中國的兩年多，恰是中國大革命轟轟烈烈起來又迅速跌入谷底的兩年多。他根據自己親身經歷所寫的回憶錄《中國革命紀事（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詳細記錄了他在馮玉祥部國民軍和在國民政府中的所見、所聞，以及他對中國和中國革命的思考，為更加全面地了解這一時期的中國歷史和中國共產黨歷史提供了重要視角。

　　勃拉戈達托夫雖然沒有在當時力量還不夠強大的中國共產黨身上過多著墨，但通過他的記錄，我們仍能真切地感受到：那個時代的中國，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說的“依然是山河破碎、積貧積弱，列強依然在中國橫行霸道、攫取利益，中國人民依然生活在苦難和屈辱之中”。有了這樣直觀而深刻的認識，我們才能更加深刻地體會到中國革命的任務是多么艱巨，而在革命的隊伍里，中國共產黨與同盟者相處又是如何艱難，從而更加深刻地理解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的“紅色政權來之不易”。

　　中國共產黨面臨的直接任務——打倒軍閥

　　在20世紀20年代的中國，封建軍閥是中國革命最直接的對象。對此，勃拉戈達托夫看得十分清楚，他一針見血地說：中國的軍閥們，“把私人利益看得比社會利益還重要”。為了能將私人的利益最大化，軍閥們什么原則都可以不要。勃拉戈達托夫激憤地說：“將軍們主要出于個人利益和暫時的考慮，不斷從一個軍事政治集團轉到另一個集團。廣大的士兵都是順從地跟著供給自己吃穿的這個將軍跑，而在這個將軍失敗以后，又投向另一個將軍，有時投向將軍的敵人。”決定投到哪一方和啥時投奔主要取決于何者好處大。”勃拉戈達托夫無奈地總結：“對于軍閥將軍來說，戰爭就是生意。”

　　中國共產黨認識到：軍閥從不考慮社會利益，遑論國家利益，在他們治下，只有無休止的征兵和捐稅。征兵無疑是為了不斷擴充自己的實力以搶占更多的地盤，征稅則是為了滿足不斷擴大的軍隊和軍閥個人不斷膨脹的欲望。封建軍閥所發動的一次又一次戰爭，給中國人民帶來了無窮的災難，使廣大人民深陷水深火熱之中。

　　中國共產黨從成立之日起，就把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作為自己的初心和使命。當時，剛成立不久的中國共產黨以其理論的清醒和徹底，把“打倒軍閥”作為革命的首要目標提了出來，并矢志不渝為之奮斗。這是以往任何政治力量不曾有過的。

　　中國共產黨直指問題的總根源——帝國主義

　　中國革命面臨的另一大任務是打倒帝國主義。對帝國主義給中國造成的災難，勃拉戈達托夫評價說：“中國在經濟上受著帝國主義列強的控制，它們將它瓜分為很多勢力范圍。帝國主義列強對中國經濟的投資，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時，已達二十二億五千萬美元。這大大超過了中國本國的投資，確保了外國人在中國工業中的壟斷地位。”除了經濟上的剝削外，帝國主義還對中國人民進行著政治上的壓迫。勃拉戈達托夫也清醒地看到了這一點，他說：帝國主義“依仗簽訂的不平等條約，在中國很多城市里都建立了特區——租界”，“他們在這些地方不受中國法律管轄，成了這塊土地的真正主人。租界實為國中之國。外國列強在這里建立了自己的警察局，組建了自己的市政府和軍隊”。

　　當勃拉戈達托夫途經上海前往廣州時，這種不平等給他留下了更為直觀的印象：在上海，“宏偉的高樓——大樓的玻璃耀眼奪目，擦得發亮的黃銅構件閃閃發光——標明外國壟斷資本家正對這里主人的落后技術和內部混亂行使著權力。而在中國區里，街道狹窄，樓房低矮，還有些簡陋的土坯房和竹房子”。

　　中國共產黨在馬克思主義的指引下深刻地認識到：此時的中國，帝國主義是造成一切問題的總根源。他們的在華資本和依附于它的官僚買辦資本壟斷了中國的經濟，使中國逐漸淪為它的附庸，民族資本在多重壓力下舉步維艱，整個中國社會的生產力十分落后。而在政治上，治外法權的存在嚴重破壞了中國法制的獨立性，破壞了中國的國家主權。要實現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就要推翻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統治。為此，剛剛成立只有一年的中國共產黨就在黨的二大上響亮地提出“推翻國際帝國主義的壓迫”的明確目標。

　　要推動中國革命，必須解決好統一戰線問題

　　由于中國共產黨成立時間短，在國內的政治影響有限，要實現“打倒列強除軍閥”的革命目標，單單靠自己是很難做到的。這時，在共產國際的指導下，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實現了合作，掀起了轟轟烈烈的大革命。孰料，當中國共產黨全身心地投入革命，投入到國民革命軍的政治工作，投入到發動廣大工農群眾的時候，革命的同盟者——國民黨及其領導者蔣介石卻已磨刀霍霍了。

　　當時，國民黨雖然完成了改組，但盤踞在廣州的所謂革命的“盟軍”，也“都是軍閥式的軍隊，每一方都有自己的打算”。身在廣州的勃拉戈達托夫看到：“所有這些‘盟友’瓜分了廣東的地盤，搜刮當地的百姓，勒索捐稅，以豢養這些軍隊的將領。這些‘軍隊’還用這種辦法在物質上獨立于政府。”想要竭力把它改造成一支統一的軍隊，卻根本無能為力。勃拉戈達托夫直指問題的要害：“它們的名稱改變了，但本質上沒有多大的變化。湖南籍的軍官想到第二軍（原湘軍——引者注）中去，云南籍的軍官想到第三軍（原滇軍——引者注）中去，廣州籍的軍官則想到第四軍（原粵軍——引者注）中去。”至于個中緣由，作為近距離的觀察者，勃拉戈達托夫也說得很清楚：“這些軍隊的指揮官認為‘獨立’是生死攸關的問題”，沒有人為了所謂共同的目標放棄“獨立”，放棄自己的利益。到頭來，“被視為服從政府的十五萬軍隊只存在于紙面上”。

　　隨著大革命的發展，隨著北伐軍不斷向北方的推進，軍隊的狀況愈發糟糕。當北伐軍勝利地進占一個地方以后，勃拉戈達托夫驚訝地發現：“所有當地的資本家和地主一下子都成了‘革命者’，一個個爭先恐后地喊出很左的口號。”“很多將軍從軍閥的陣營中轉到了國民革命軍一邊，但他們不是‘出于真心’，而是出于暫時的考慮。”勃拉戈達托夫充滿憂慮地說：“國民革命軍完全被這些過去的各派軍閥指揮的雜牌軍隊吞沒了。”試想依靠這樣的軍隊想取得革命的勝利，無異于癡人說夢。

　　再看這支軍隊的總司令——蔣介石。勃拉戈達托夫在國民革命軍中和蔣介石有過多次接觸，對蔣的為人、處事都有密切的觀察和深入的思考。對蔣介石，勃拉戈達托夫評價說：他“深知‘有實力就有權’的著名信條。他以黃埔軍校的干部為基礎，著手建立‘自己的勢力’”，而“在實施自己的決定時總是秘而不宣，有時不顧一切”。勃拉戈達托夫不止一次地強調“蔣介石竭力想建立他的個人獨裁”。勃拉戈達托夫犀利地發現：當形勢不利時，蔣介石“對自己的獨裁作風和神氣十足的架勢”可能有所收斂，但是他“并沒有放棄自己的獨裁欲望”，“他在竭力為實現這一目的做著準備，同時又巧妙地對此進行偽裝。他大力網羅同伙，結黨營私”。而一旦到了關鍵時刻，他就能一方面為自己爭取到帝國主義列強的支持，一方面爭取到以江浙財閥為代表的大量金融資本的支持，從而毫不猶豫地拋棄甚至屠殺掉昔日的盟友，走上個人獨裁的道路。

　　由于國民黨反動派的背叛，轟轟烈烈的大革命最終還是失敗了，勃拉戈達托夫也在此后離開了中國。但正如毛澤東所說的那樣，“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并沒有被嚇倒，被征服，被殺絕。他們從地下爬起來，揩干凈身上的血跡，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們又繼續戰斗了”。

　　大革命失敗的慘痛教訓教育了中國共產黨，使中國共產黨認識到，不但要建立革命的統一戰線，而且要始終保持自身的獨立性，實行“又團結又斗爭”的方針，爭取無產階級在革命中的領導權。同時，要取得革命勝利，必須堅持武裝斗爭，組建由中國共產黨直接領導和指揮的軍隊。